前途的抉择
吴健雄进中央大学之时，近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纷争动荡的年代。1930年，国内局势因北伐成功而稍事稳定，与日本的关系却紧绷如弦，冲突一触即发。
中央大学是民国初年以来，先后由几位教育家的擘画主持，在南京的大石桥地区创建起来。这所学校1915年初创办之时，叫做南京高等师范。首任校长是当时的一位国学名宿江谦。
吴健雄进中央大学前，学校曾经历一段**和频易校长的动荡时期，但由于校方聘来教师俱一时之选，校中学术风气十分浓厚，因此中大不但没有停滞，还发展成一所为各方士子所仰望的一流学府。
初进中大之时，吴健雄念的是数学系，一年之后，她转到自己最有兴趣的物理方面。那时中大物理系有许多名师，像系主任方光圻研究光学，是一个个头高大的老师，他一向热心提携后进，对吴健雄这个成绩超群的女生，更是奖掖有加，另外有在欧洲跟随居里夫人做过研究的施士元，以及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天文学家，并担任过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张钰哲，和教电磁学的倪尚达等，皆为一时之选。任何人只要对近代物理发展过程作一些探究，很快就可以明白，像吴健雄这样一个资质优异的年轻学子，为什么那时候必然会对物理发生浓厚的乐趣。三十年代初，吴健雄开始她的大学求知生涯之时，近代物理科学在欧洲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发展。
在西方科学不断追寻物质最基本结构的大传统方向下，19世纪末期，因为X光、电子、季曼效应和放射性的重大发现，使科学家得以能进展理解原子结构的工作。伦琴（W.C.ROntgen、贝克勒尔（A.H.Becquerel）、居里夫妇、汤姆逊（J.J.Thomson）、卢瑟福等一些科学家的先驱性实验工作，为即将来到的20世纪物理科学观念性革命，奠下坚实的基础。
1900年20世纪伊始，德国备受尊敬的理论物理学家普朗克（M．Planck），提出所谓“黑体辐射”的问题，后来经爱因斯坦（A．Einstein）进一步讨论，而发展出量子的观念，加上爱因斯坦后来发表的相对论，和二十年代开始逐渐成形的量子力学理论，使得19世纪末已发展至相当完备的经典物理，再展开一页全新的视野，而达到一个空前辉煌的高峰。
对于这些令人兴奋而惊讶的物理科学进展，18岁的吴健雄虽然并不是全都知晓，但是她早些年念过居里夫人的故事，对居里夫妇的一些工作是知道的。居里夫人是吴健雄的典范，她经常会提到居里夫人如何如何，流露出崇敬的神情。她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不到20年后，自己会因为在原子核物理方面杰出的实验工作，而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而她的老师甚至认为，吴健雄在科学上的贡献，比居里夫人还要大。
吴健雄在中大求学时代，并不太参与娱乐活动，对她最为爱护的叔父吴琢之，假日经常会开车来接她和同学出去逛逛，或吃个小馆子，吴健雄有时会一起出游，多时她会推辞不去，假日留在学校念书。但是她倒并不是一个不与同学往来，离群索居的独行侠，她不但和师范时代便已相熟的吴子我、史人范等老友来往，也交了许多新的朋友。和相熟的朋友来往，吴健雄在笑谈欢聚之余，遇到应对朋友有所忠告之时，她绝不会虚伪敷衍。像她的同窗好友孙多慈，后来和中国民初大画家徐悲鸿陷入师生相恋的情感纠葛，吴健雄就曾经直言劝告孙多慈，认为她不应该太软弱，不要又要爱，当面又不敢面对，弄得一团乱。
吴健雄念的是物理，她在数学物理方面的才分，一直受到朋友的极高赞佩，但是她倒是从不觉得科学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她不但有好些位学艺术的好朋友，自己对艺术文史也很感兴趣，和这些朋友谈起来，也颇有自己的一套看法。那时候，一般江苏地区的人，对于苏北的扬州人有一种印象，认为他们说起话来，总是“这款，那款”的，不太文雅。有一回吴健雄碰见她的同学严梅和，和她开起玩笑，问她有没有看过《红楼梦》，还说像林黛玉这样一个优雅的人，是不是讲起话来也是“这款、那款”的，讲得严梅和笑得不得了。
吴健雄在中央大学时代，还有几个特别相熟的女朋友。一个是念化学的朱汝华，她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也在美国有突出的成就。还有就是一位像是手帕交的女友，叫做董若芬。董由于和吴健雄是同乡，两人更是亲昵，后来是一同结伴乘轮船赴美念书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很特别的女朋友就是曹诚英。曹诚英是胡适二嫂同父异母的妹妹，也是绩溪人，比胡适小十岁，很有才华。
1923年，胡适到杭州西湖养病之时，与在杭州女子师范念书的曹诚英，有一段近水楼台的感情，由于曹诚英和胡适才情相近，发展出了一段很深刻的感情。曹诚英为了这段感情，和父母安排成婚的丈夫离婚，而胡适受到太太江冬秀哭吵打闹，没能离婚，曹诚英身受打击，发愤读书，杭州女师毕业，考入中央大学农学院。吴健雄认识曹诚英时，曹在中大农学院任助教。
曹诚英对吴健雄很好，也许年纪大些，人生经历也多得太多，因此曹诚英开玩笑地说，她是吴健雄和董若芬的外婆。中央大学的农学院是在乡下，和校本部不在一起，不过曹诚英常来学校，而且常常都会做几道好菜，带来给住在学校的吴健雄、董若芬、朱汝华等人吃。
胡适也到南京的中大来看曹诚英。有一次他问起曹诚英，说过去有一个好学生吴健雄也在中大，才知道曹诚英和吴健雄是好友。因此以后胡适来了，曹诚英烧几个菜给他吃，总是打电话一定要吴健雄去，吃过饭大家都要胡适写几个毛笔字，然后坐着聊天，吴健雄也因此和胡适就更加熟悉了。比起曹诚英情感波折的人生际遇，吴健雄确是一心定志地专注于她的学业，并没有耗神分心于男女之情。
在中大4年时光中，吴健雄生活的重心，还是她的求知努力。在实验室中，她一点一滴学习科学知识由实验结果建立的过程，也了解到看似孤寂的实验工作，事实上在世界上却有着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侪，其实是充满兴奋的。经由她的师长，像教光学的系主任方光圻，后来教授近代物理的施士元，吴健雄已慢慢超越了她身处的时空，加入了追寻宇宙奥秘的科学知识探索的队伍。
另一方面，吴健雄也并未忘记她对身处环境的责任。在她进入中大一年后，中国东北爆发了日军入侵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年又有日军登陆淞沪的“一二八事变”，一时间举国沸腾，民情激愤。由这个时候开始，年轻学子闪客行动，要求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甚至不惜开战之议，无日无之。
当时的中央大学，由于位在首都南京，更是波涛汹涌。吴健雄不是一个激烈分子，但是由于她功课很好，不会被校方以课业不良理由退学，加上她父亲一向支持革命，“一二八淞沪之役”，还加入帮助十九路军的运输，被同学认为她家里一定不会反对，因此也曾推举她作学生请愿的领头人。
吴健雄领头的请愿，总是采取低姿态的办法，她大多是领着队伍避开外交部和报馆的地区**，有时则选择放假以前**。她说，由于同学归乡心切，无心
恋战，****也不会延续持久。
有一回为了要求了国民党对日作战，吴健雄和许多学生参加了一次**请愿，夜里就在总统府的院子里**。那一次是12月间，后来天空下起雪来，学生还是不肯散去，到很晚的时分，蒋介石终于来到学生群中，聆听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的要求，蒋介石以一口浙江口音，向学生解释**要考虑的困难，当然学生并不全然满意，他也只得说将尽力而为，并要大家回去睡觉。
吴健雄在这个动荡大时代的冲激中，益发领略了只有长远地培养自己的力量，未来才能有走出困境的实力，因此在偶尔参加**请愿之余，最大的心神，还是专注于对物理科学方面的学习。她的这种想法，也是当时对她有着极大影响的师长辈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们相当普遍的一种想法。
在这种埋头学习向前进的气氛下，吴健雄中央大学的求知学习，也与时俱进，而且除了物理之外，她还在理学院旁听其它课程。快的，她在同学和师长间都得到极高的赞赏，同学间经常谈论着一位物理系的女生吴健雄是如何地杰出，教授她的老师如施士元、方光圻，对她自是万分欣赏，都认为她前途无量。
1934年吴健雄由中央大学毕业，她还跟施士元作了毕业论文，毕业的成绩出类拔萃。她先到浙江大学去当了一年助教。浙江大学当时吸引了不少年轻一辈学者，在学术上发展得很快，当时正在中国的英国学者李约瑟（J.Needham），曾经誉之为“东方的剑桥”。后来在中国大陆发展核弹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并有“中国氢弹之父”称号的物理学家王淦昌，1934年由欧洲回国，在山东大学短期任教后，便到了浙江大学；五十年代在美国研究工作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李政道，也正是王淦昌在浙大的学生。
吴健雄在浙江大学的一年中，王淦昌和李政道都还未去。到了快暑假时候，物理系的主任张绍中到吴健雄办公室问她，要不要到中央研究院去工作，那时中研院理工实验馆位于沪西愚园路底，面临风景清幽的兆丰公园，物理化学两所，共占了一座建筑巍峨的四层大楼。一般要进物理所还要考进去，并不容易，吴健雄并不知道何人推荐她去，当然很高兴地同意了。
那时物理所主任是丁燮林，指导吴健雄的是一位女研究教授顾静薇。在吴健雄快去物理所时，顾静薇一次偶然遇到当时在化学所研究的程崇道，还问她认不认识吴健雄，程崇道回答，“是的，我认识她，她是我们同学中的健者，智慧高，能力强，做事认真，性情和善。”顾静薇心中也暗自庆幸，物理所物色到像吴健雄这样优秀的人才。
吴健雄到了物理研究所，便和由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回来的顾静薇一块工作。她们的实验室分成两间，大的是暗室，小的是讨论室，这两位有雄心的新女性，都想窥探原子内部的奥秘，她们计划在低温下测定某种气体的光谱，因此花了许多工夫进行仪器装置、气体的净化和高真空获得的工作，她们朝夕埋首于暗室中，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那时候顾静薇大概还有教书工作，一周只会去一次，大多数时间都是吴健雄独自在那工作，很像是现在许多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研究者的情形。
那时候物理所在午餐过后，大家可以小憩片刻，有人伏案小睡，有人会到兆丰公园里晒晒太阳散散步，而吴健雄不但经常连吃饭也忘记，等大家来找她，才由暗室摸索出来，揉着眼睛，报大家以微笑，甚至星期天也是这样工作的。
由于那时吴健雄已决心要出国继续念书，因此亦努力学习英文，当时指导她的顾静薇，十分的鼓励她，过去对她最为赏识的胡适，有一次来物理所，也特别找到她的实验室去看她，令吴健雄喜出望外。
1936年7、8月间，吴健雄得到她叔叔资助出国的费用，准备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去念书。她和同乡的手帕交董若芬同行。
那时候越洋赴美，还没有长程的客机，必须坐轮船。吴健雄便和董若芬一块去买船票，她们原本打算买二等舱票，结果二等舱的票全卖完了，只剩下一个头等舱票还空着。由于轮船去美一趟要两个多礼拜，如果搭不上这班，下一班得再等一个月，恐怕就赶不上美国学校的开学了。吴健雄于是向轮船公司卖票的人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空的头等舱，卖给我和朋友一起住，我们在二等舱吃饭，付二等舱的钱。”那人说：“这不可能。”吴健雄说：“为什么不可能，你回去问问你的老板。”那天吴健雄回家告诉父亲，父亲也认为不可能。第二天吴健雄回去一问，那人说老板真的同意了，于是吴健雄和董若芬便以二等舱的票价，住进“胡佛总统号”轮船的头等舱里，横渡太平洋赴美念书。吴健雄说，其实她不喜欢头等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头等舱吃饭都要盛装就位，实在太拘束了。
1936年8月里，吴健雄的父母家人亲戚朋友，齐聚黄浦外滩给她送行。由于大轮船不能靠黄浦江岸边，要用小船接驳送出去，因此大家在岸边就告别了。
吴健雄还记得那天母亲哭得很伤心，最疼爱她的父亲和叔叔也十分不舍。本以为只是出国几年，很快就可以学得知识回家的，哪知道这一去就是37年的离别，她也再没能见到至爱的双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