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性革命（一）
1956年12月24日，美国首府华盛顿DC下起了大雪，风雪使得杜勒斯和国家两个机场关闭，许多来往华盛顿——纽约间的旅客，都涌向华盛顿的联合车站，改搭火车回纽约。
那天夜里，一位身形娇小的中年东方女性，也挤在人群当中，独自买票坐上当晚开往纽约的最后一班火车。她的服装行止，都没有引起其他旅客特别的注意。其实，也许他们是该注意她的。因为，这位女士在当时不仅已是世界物理学界相当出名的一位实验物理学家，而且她的这趟旅行，对人类科学的历史，也有着特别不同的意义。原因是她这次带回纽约的实验结果，使得20世纪的物理进展，发生了革命性的重大改变。这位女性科学家就是吴健雄。
吴健雄的实验结果，使1957年成为中国人在人类近代科学进展历史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就在这年，首次有两位中国科学家，以革命性的深邃理论成就，得到了在世界科学上有至高地位的诺贝尔物理奖。这两位中国物理学家就是目前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教授的杨振宁博士，和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李政道博士。他们对于长久以来科学家一直深信的一个科学观念——宇称守恒定律，提出了大胆而革命性的质疑。他们的质疑由于最先得到吴健雄实验结果的明确佐证，而成为物理科学上一个新的观点。他们两人也因而得到诺贝尔奖的殊荣。
宇称守恒原本是研究物理的人一致相信的原理之一，要对这个物理上相当基本的原理发生怀疑，是非比寻常之举。因此尽管由于奇异粒子在实验中显现出不可解的现象，引起对于宇称守恒诸多质疑的讨论，但是到最后却并没有许多人真正深入地去探究。
最后向这个原理提出挑战的杨振宁以为，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对称，在原子、分子和原子核物理中极为有用，这种有用的价值，使人们自然地假定这些对称是金科玉律。另外由于宇称的定律用在原子核物理和β衰变上，也一直都用得很好，因此要提出宇称是不守恒的想法，便立即要遭到强烈反对。
那时候杨振宁在奥本海默主持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4月初春季学期结束后，就转往位于纽约长岛的布鲁克海汶国家实验室做暑期的访问研究。他继续保持和李政道每周两次的会面，那时李政道在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哥大和普林斯顿以及哥大到长岛布鲁克海汶实验室的距离相差不多。杨、李的会面，有时是杨到哥大来，有时是李到普林斯顿或布鲁克海汶，杨、李创造历史的革命性观点，就是在那年的5月初左右，杨振宁由长岛到哥大和李政道会面的讨论中产生的。
他们同意这一天是1956年的4月底或5月初，杨开车由长岛的布鲁克海汶国家实验室到哥大，两人原本计划到百老汇大道和125街口一家中国餐馆午餐，由于餐馆还未开门，他们于是把车停在餐馆前，走到附近一家白玫瑰咖啡室，继续他们在车上的谈话，然后再转到那家中国餐馆接着讨论。午餐后他们回到李政道在哥大的办公室，热烈的讨论延续了整个下午。杨、李这次讨论最关键的突破乃是把宇称守恒是否成立，单独地放在弱相互作用中来看看。
于是在5月里的某一天，和吴健雄同在哥大的李政道便由他在物理系普平物理实验大楼8楼的办公室，到13楼吴健雄的办公室去看她。对于弱相互作用中β衰变现象有深刻认识的吴健雄，立即对这个问题发生极大的兴趣，并且很仔细地和李政道讨论起来。由于李政道对于弱相互作用衰变实验的了解不多，吴健雄便将一本厚达上千页，由一位瑞典物理学家希格邦（K．Siegbahn）所编的《β和x射线光谱学》借给李政道。吴健雄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她的这本书给另外一位物理学家借走了，她是拿了另外一个人的书借给李政道的。
后来李政道再次和她讨论时，吴健雄曾问起说是不是有任何人提出用什么办法来做实验，李政道说起高德哈伯所提出的用极化原子技术来检验，吴健雄立即指出，最好是利用Co60作为β衰变放射源，去进行检验。
经过这些讨论研究，杨振宁和李政道在6月间完成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做《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守恒的吗？》论文中不但提出理论上对宇称守恒在弱相互作用中的质疑，也提出了好几种检验这种想法的实验。在他们文章的结尾，感谢了五位物理学家，其中就包括了高德哈伯和吴健雄。论文在6月22日寄到了美国物理最权威的期刊《物理评论》，并且在10月1日那期刊出。
不过由于《物理评论》编辑规定不用疑问式题目，因此论文题目改成《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这篇论文使杨、李两人得到第二年的诺贝尔奖，文章本身也成为科学文献中不朽的经典著作。
在杨、李论文完成以前，吴健雄已经认识到，对于研究β衰变的原子核物理学家来说，这是去进行这样一个重要实验的黄金机会，不可以随意错过。她以为，纵然结果证明宇称在β衰变方面是守恒的，也一样是为这方面的科学论点，设定了一个极重要的实验证据。杨振宁说，当时他们也和其他科学家谈过了，但只有吴健雄看出其重要性，这表明吴健雄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因为杰出科学家必须具有好的洞察力。
那年春天，吴健雄原本已和袁家骝计划好，先到瑞士日内瓦出席一项高能物理会议，然后再到东亚地区去做一趟演讲旅行。这是他们1936年离开中国以后，20年来头一次回到东亚去，他们原本是要到台湾去访问的。
为了这趟旅程，他们还订了伊莉莎白皇后号邮轮的票，准备坐船横渡大西洋。吴健雄由于认识到这个实验的重要性，应该马上做一个清清楚楚的检验，于是要求袁家骝一个人去，让她留下来做实验。袁家骝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很清楚认识到立即进行这个实验的重要，因此便一个人踏上这趟离开故国20年之后、感怀深重的归乡之旅。他先出席了日内瓦的高能物理会议，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埃及短暂停留，再到印度孟买塔塔研究院访问演讲，然后在7月间到了台湾。
在这期间，吴健雄已经为她决意要进行的实验，做了相当周全的准备。她在新出的科学文献中，了解到原子核科学在Co60方面最新发展的知识。由于她的实验是结合原子核实验技术和低温物理的技术，因此吴健雄也积极去了解低温物理的知识。
吴健雄本身不是低温物理学家，她知道必须找到对原子核极化有清楚了解的优秀低温物理学家，共同来进行实验工作。当时在哥大有一位物理学家加文（R．Garwin），工作于IBM设在哥大的华特生实验室。加文由于进行利用超导材料的高速计算机发展工作，曾经进行了许多低温物理的研究。吴健雄于是和加文接触，希望他一同来进行检验宇称守恒的实验。加文由于正开始负责IBM的一项研究计划，因此没有时间和吴一起工作。
在华盛顿BC的国家标准局，是美国国内另一个可以进行以低温环境达成原子核极化的实验室，吴健雄也知道在那里工作的安伯勒（EmestAmbler），是来自英国牛津的克莱文登实验室，而且是1952年在国家标准局做出核极化的实验成员之一。1956年6月4日，吴健雄由纽约打电话到华盛顿DC国家标准局给安伯勒，正式邀请他共同来进行这一个后来改变历史的实验。
安伯勒对这个实验的β衰变效应知道不多，他问吴健雄这会显现出很大的不对称效应吗？吴健雄给了他肯定的答案，这使得安伯勒大感兴趣，他除了请吴健雄将杨、李论文的预印本寄给他，也表示很乐意共同进行实验。
在吴健雄打电话给安伯勒时，虽然早已经在原子核物理界享有盛誉，但是做低温物理的安伯勒，却全然不知道是何方神圣。于是他就打电话给一位原子核物理学家乔治·田默（G．Temmer）。田默和吴健雄一样，也都是诺贝尔奖得主塞格瑞在加州柏克莱的学生，是一个很好的实验物理学家，安伯勒几年前的原子核极化实验，正是和田默合作的。由于田默是由奥地利流亡来美国，是政治难民身份，50年代麦卡锡时期他的忠诚受到质疑，而被迫离开**部门国家标准局的工作。
安伯勒在电话中问田默：“乔治，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女的科学家叫吴健雄。打电话给我，她提出的实验十分有趣。告诉我，她有多好？我现在应该去做这个实验吗？”田默说：“她是顶厉害的！”
那年的7月24日，吴健雄给安伯勒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安伯勒，她对于在液态氦极低温度环境中，去探测β衰变的实验准备，已经得到满意的结果。如果没有其他突发的技术问题，她建议他们应该见面进行讨论，并且和国家标准局的行政部门进行一些适当的安排。9月中旬，吴健雄说，她“终于”到了华盛顿DC和安伯勒见面。安伯勒这位后来当了美国国家标准局局长的英国科学家，给她的头一个印象相当的好。吴健雄说，安伯勒本人一如他们无数次电话通话中给予她的印象：说话温和、做事能干、有效率，而最重要的，是有一种能使人鼓舞的自信。
安伯勒带吴健雄参观他们的实验室，并且介绍她认识了哈德森（R.P.HUDSON）。哈德森和安伯勒同样出身于英国牛津克莱文登低温实验室，同样受教于那里的低温物理权威柯提（N．kurti）门下。他和安伯勒在国家标准局继续合作许多低温物理方面的工作，包括在低温中将原子核极化的实验。这位当时职位是安伯勒顶头上司的科学家，也加入了吴健雄的实验组，成为一个合作者。
由于这个实验在观察宇称守恒的β衰变方面，以及确定放射源极化的γ射线各向异性测量方面，都需要许多电子测量仪器，因此他们向国家标准局另外一位物理学家黑渥（R.W．Hayward）借用了电子仪器。一方面由于有这个渊源，另一方面由于最早由吴健雄派往标准局进行实验的两个学生和标准局科学家的合作不顺利，在安伯勒的建议下，黑渥以及跟他做实验的一名研究生哈泼斯（D．D．Hoppes），便取代了吴健雄的两个研究生。因此，后来这个实验组的正式组合，除了吴健雄之外，其他全是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家。
吴健雄的实验在概念上是很简明的。主要是要利用一个很强的β放射源，然后在适当控制下极化这个β放射源，使其具有某一个方向性，再放在一个利于观测的环境中，测量这个放射源是不是有一种先天的方向性。但是，要检验这个简明概念的实验设计，却是困难而复杂的。
吴健雄和四个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家，正式开始他们的实验。科学实验碰上各种困难，本就是科学家最大的挑战，吴健雄他们从事的实验，由于特别精密和复杂，因此更是遭遇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进展十分不顺利。譬如说，为了将晶体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屏蔽，必须在晶体上钻孔，再将之黏合起来，他们得到晶体专家的意见，才知道要用压力向内的牙医牙钻钻孔，才不会使很薄的晶体崩裂。而黏合晶体的粘接剂，在极低温中会失效，他们又改用肥皂，甚至用尼龙细线绑住。另外如何克服在液态氦低温下，液体变成超流体而引起的外泄问题，以及如何将在低温环境的β衰变的测量，利用一枝长的透明树脂棒导出观测等，都花了相当工夫，加上吴健雄和国家标准局四位科学家过去多年经验，才一一克服的。
在实验进行过程中，由于吴健雄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还有教学和研究工作，因此每个礼拜总是华盛顿DC和纽约两头跑，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在国家标准局的实验室。11月间，实验显示出他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效应，大家都很兴奋，吴健雄得到消息赶去看了一下，觉得那个效应太大，不可能是所要的结果。后来他们检查了实验的装置，发现这个太大的效应果然是由于里面的实验物件，因磁场造成应力而塌垮了所造成的。
他们经过重新安排，到12月中旬，再次看到一个比较小的效应，吴健雄判断，这才是他们要找的效应。杨振宁认为，这种过人的洞察力，也是吴健雄成为一位优秀科学家的原因。
对称性革命（二）
吴健雄一向是以实验谨慎精确著称的，因此尽管他们在实验中找到了初步结果，但是态度依然是谨慎的，他们认为在向外界宣布结果以前，必须进行更多精确的查证。在这同时，吴健雄也指导她的研究生，开始进行一些计算，看看这些实验数据是不是真正显现了β衰变的宇称不守恒效应。
在实验进行期间，有一次吴健雄回到哥大，正好碰到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他们问起实验的情形，吴健雄告诉他们似乎确实有一些肯定的结果。杨振宁还问起其中的一些理论关键，吴健雄告诉他说，由日本来参加实验组的理论物理学家森田正人（M．Morita）已经做过计算，Co60的β衰变完全是盖莫·泰勒变换，这表示他们选对了Co60作放射源，实验结果也更为可靠。
随着吴健雄实验的进展，物理学界已渐渐开始有更多人谈论这件事，不同的故事和传言纷纷出现，形成一种极端热烈的气氛。任何一个熟悉半年以前科学界对这件事态度的人，都会对这种改变大感吃惊。
当时在物理学界以直言质疑著名的“伟大泡利”，对宇称可能是不守恒也一直是极度怀疑的。他在1956年由他以前的学生怀斯科夫信上得知吴健雄在进行这个实验时，就立时回信给怀斯科夫说，以他的看法，做这个实验是浪费时间，他愿意押下任何数目的钱，来赌宇称一定是守恒的。
怀斯科夫收到泡利来信时，正巧刚得知吴健雄实验成功的消息，他说他并没有立即打电报给泡利说“赌一千块钱”，只是告知他有关吴健雄令人吃惊的实验结果。后来泡利回信给怀斯科夫，除表示难以置信的惊讶之外，还开玩笑地写道：“我很高兴我们没有真的打赌，因为我也许还输得起一些名声，但是却输不起我金钱的损失。”
吴健雄1956年回纽约过圣诞节假期时，他们的实验已经差不多可以说是成功了。但是吴健雄十分的担心，一方面她很难相信自然会有如此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也怕他们在实验中犯了什么错。尽管她把实验的最新结果告诉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但是她说她还要再次查验，并且要他们暂时不向外界透露消息。
但是，年轻的李政道显然不以为意，1957年1月4日，哥大物理系又举行行之有年的“星期五午餐”，在这次聚会上，他告诉了与会人士。当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李德曼听到这个消息后想，如果宇称已经知道在弱相互作用中是不守恒的，那么以他正在进行的实验，加上一些小小的运气，或许就可以利用π与μ粒子，进行另外一种可以验证宇称不守恒的实验。
于是他打电话给哥大的同事，也是被称为“真正的天才”的加文。当天晚上10点钟左右，李德曼和加文已经想出进行实验的办法。这个实验一共只花了四天就做出来了，而且得到相当明显肯定的结果。对于这个巧妙实验的设计，加文有着极其关键的贡献。
1月8日早上6点钟，李德曼打电话给李政道，宣称说：“宇称定律死了。”
吴健雄在1月2日那天，回到华盛顿DC的国家标准局。她和四位合作者再次详细核验他们的实验。吴健雄说，由1月2号到8号，是他们实验工作最密集的一段时间，他们一次一次地把温度降到液态氦的低温，检验所有可能推翻他们结果的因素。那时候，研究生哈泼斯总是用一个睡袋睡在实验室地板上，每当温度降到所需的低温，他就打电话通知吴健雄和其他三人，在寒冷的冬夜里，赶到实验室去工作。
到了1月7日，有关李德曼、加文利用π介子衰变成μ粒子再衰变成电子和中微子的实验成功的消息，已开始广为流传，国家标准局的局长等高层人员，也都打电话来探询吴健雄的实验结果。
吴健雄在另外一个实验已证实宇称不守恒的巨大压力之下，一点也没有掉以轻心，继续进行各种仔细的查证。1月9日清晨两点钟，他们终于将预定要进行的实验查证全都做完，五个从事这项实验的科学家聚在实验室中，庆祝这个科学史上的伟大时刻。哈德森笑着打开他的抽屉，由里面拿出一瓶1949年份上好的法国红酒和几个纸杯放在桌上，然后他们为推翻宇称守恒定律而干杯。
第二天早上，他们做实验的低温物理部门其他实验室的科学家，走过他们的实验室，十分惊讶于他们实验室中沉静而轻松的气氛。他们走进来看了一下实验室中的垃圾桶，恍然大悟地说：“好了，β衰变中的宇称定律已经死了！”
吴健雄的实验完成后，他们也要准备写一份报告论文。由于吴健雄是这个实验的提议人，对这个实验有清楚的认识，因此在实验接近尾声时，她便已独自完成了一份报告。实验做完后的那个星期天，国家标准局的四位科学家和吴健雄坐下来，正准备谈报告论文的事，却看到吴健雄已拿出了一份写好的论文，对于吴健雄没有和他们作任何讨论便写好了报告，都感到有些意外。原先他们心中总认为这是一个彼此合作的实验，但是现在他们才发现，在吴健雄心中这是她的实验，其他的人都是给她帮忙的。
除此之外，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家对报告的写法也不满意，他们认为吴健雄在报告中只谈杨、李的论文以及她和他们两人的讨论，对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家全然不提，但是到后来并没有人能改变吴健雄已写好的报告。
再者是要决定作者姓名的顺序，有人说按英文字母顺序，如果是这样，安伯勒将在首位，吴健雄就在最后面。对此，吴健雄用她惯常表示反对的深长叹气，表示了意见。安伯勒说，于是他像“一个有教养的英国绅士”出来打圆场说，把吴健雄被在首位，然后我们四人的名字在后，这样一来没有人再反对。于是报告论文的头一个作者是吴健雄，并注明她是来自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然后是国家标准局的四位科学家，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在后。
吴健雄等人的实验报告论文，在1957年的1月15日寄到《物理评论》，早他们几天完成的李德曼等人的实验，由于是得知吴健雄有了肯定结果才开始的，所以也等到同一个时间才寄出报告论文，李德曼、加文并且在论文末了说明了这个原委。这两篇论文同时到达《物理评论》，并且同样在2月15日那一期刊出。
吴健雄在完成实验后，有两个礼拜时间完全无法入睡。她一再地自问，为什么老天爷要她来揭示这个奥秘？她说：“这件事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永远不要把所谓‘不验自明’的定律视为是必然的。”
1月15日，也就是吴健雄以及李德曼、加文等人两篇历史性论文寄到《物理评论》那天，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他们为这项新的发现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哥大物理系当时资望最高的拉比，在他带薪休假的麻省理工学院接到电话，要他回来主持这个记者会。记者会是那天下午两点在普平物理实验大楼举行，和这个科学新发现有关的哥大科学家，包括吴健雄、李政道、李德曼、加文等人都出席了。
第二天，在世界舆论界享有崇高地位的《纽约时报》，以头版刊出了新闻，报道这件科学大事，他们用的标题是“物理的基本观念宣称已经由实验而推翻”。另外美国一些重要的杂志如《时代》、《生活》，也都大篇幅地报道了这个科学上的大事。在这些报道中，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提出理论构想的科学家，自然是主要人物，而最先做实验证明他们想法的吴健雄也得到很高的评价。
消息公布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奔往他们的实验室，重复这个重大的实验，吴健雄接到无数的询问，也得到许多的道贺。
1月30日，美国物理学会在纽约市的纽约大饭店举行年会，参加的物理学家超过三千人，创下了纪录，原因完全是由于宇称不守恒这项新发现的缘故。在年会最后一天的特别讨论会上，吴健雄报告了她的实验，同时杨振宁、李德曼和泰勒格帝也在会中作了报告。
由于这个科学发现的影响深远，所以吴健雄立即接到无数大学和实验机构的邀请，要她去讲述她的实验，这使得一向不喜欢旅行的吴健雄，来往奔波得很厉害。
那年4月，第7届的罗契斯特会议，吴健雄也被请去演讲，本来罗契斯特大会是粒子物理学家的会议，以讨论强相互作用为主，吴健雄一直是研究弱相互作用的，不在那一个领域，因此吴健雄在演讲中曾如此说：“我来到这里，是由于弱相互作用的力量。”那一年吴健雄的演讲旅行，并不仅限于美国，还到了瑞士、法国、意大利，还有以色列等地访问，所到之处都受到相当的瞩目。
1957年10月，吴健雄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大学讲课，突然有电话打来找她，通报的人说是奥本海默打来的，奥本海默告诉传话的人，说他等在电话那边，待吴健雄讲完课再来听。奥本海默在电话中告诉吴健雄说：“基基（Gee Gee），杨振宁、李政道得到了今年的诺贝尔奖。”那时候还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所长的奥本海默，为此还特别举行了一次晚宴，邀请吴健雄和杨、李等人参加。
奥本海默的那次晚宴在普林斯顿举行。他在晚宴前**大家在图书馆中，先做了简短的讲话。表示这次宇称不守恒有三个人功劳最大，除了杨、李之外就是吴健雄；他特别强调不可忽略吴健雄的贡献。随后晚宴时，奥本海默特别安排吴健雄在他身旁，显示出对她的赏识和照顾。
那一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贝尔委员会，没有把诺贝尔奖颁给吴健雄，使得许多人感到意外和不满。许多大科学家都公开表示了他们的失望和不以为然。1988年得到诺贝尔奖，和吴健雄在哥大有长时间同事情谊的史坦伯格就以为，那年诺贝尔奖没有同时颁给吴健雄，是诺贝尔委员会最大的失误，原因是宇称不守恒的构想虽然是杨、李提出的，但是却是吴健雄做实验发现的。
吴健雄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也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和猜测。由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得奖人甄选资料，要经过50年才解禁，公开供学术研究，因此除非到公元2006年以后，恐怕还不能弄清楚吴健雄为什么没有得奖。但是有些说法，却也许能为这件事提供一些解释。
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的规定，在同一个项目中得奖人每年不得超过三人，本来如果将吴健雄列入和杨、李一同得奖，也正好符合这个规定，问题出在和吴健雄合作的科学家身上，特别是她的主要合作者安伯勒。
安伯勒是出身牛津低温实验室的科学家，在这个实验中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吴健雄在美国物理界名声太大，实验结果出来后，一般人只要提起实验总是提吴健雄，而她演讲中提到这个实验，也只是用吴健雄等人（Win et al.）一语带过。美国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家都以为，这是一个双方合作的实验，没有他们发展的低温原子核极化技术，这个实验根本做不起来。他们以为，由于当时吴健雄在哥大环境中的压力，以及亟想做出成绩的心理，也许使她不太愿意把荣誉给予她的合作伙伴。可是整个科学界对这个实验的看法，都倾向完全归功于她，似乎也可以由一个故事看出。
和安伯勒等人有合作关系的田默，在宇称实验做完后不久，正好到哈佛大学参加一项讨论会。有人对他说：“看看，这个实验刚做出来了。”田默说：“哪个实验？”那人说：“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的那个宇称实验。”田默说：“哥伦比亚？那是在华盛顿国家标准局做的。”“算了，国家标准局？”田默反驳说：“你完全弄错了。我曾经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正在那里做那个实验。”
田默对于这种普遍的认定十分不以为然，因此后来就在一份杂志中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这个实验结果没有国家标准局是做不成的观点。除此之外，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也对整个事情的归功于一方，感到十分愤怒。安伯勒和哈德森两人的老师，英国牛津低温物理实验先驱柯提，也对于出身于他门下的低温物理学家未得到应有的荣誉而感到不快。
由于有这样的争端，加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英国科学界和瑞典一向关系密切，因此英国方面的意见，也许曾经发生过作用。
吴健雄对于自己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多年来从未公开表露过意见。19**1月，她在回复史坦伯格的一封信上，除了恭贺史坦伯格1988年的得奖，也对于史坦伯格在信中，以及在《科学》杂志文章中对她成就的赞扬，表示深受感动和极为感谢。吴健雄在信中说：“像你这样一位近代物理的伟大批评者，所给予我这样一个罕有的称赞，是比任何我所期望或重视的科学奖，还要更有价值。我的一生，全然投身于弱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也乐在其中。尽管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奖而去做研究工作，但是，当我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而被人忽视，依然是深深地伤害了我。”
【编者按】被誉为世界最杰出的女性物理学家、核物理女皇、中国居里夫人的吴健雄（1912-1997），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三十年代赴美留学，后曾参与“曼哈顿计划”，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共事；她率先用实验证明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轰动物理学界；她获得了除诺贝尔奖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奖，是诸多诺贝尔奖得主推崇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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